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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的生育焦慮至少已持續了30多年。二戰以后的日本,生育率波動下降,從最初的超過4到1961年跌破2,僅用了10多年。
1989年,日本15至49歲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降至1.57,遠低于維持人口更替所需的2.1,也低于此前1966年因迷信原因而創下的1.58的戰后最低紀錄,由此產生了“1.57沖擊”的說法,日本政府開始想方設法鼓勵生育。
1994年底,日本政府推出為期10年的“天使計劃”,這是日本第一個舉中央、地方、企業之力,全方位針對少子化及育兒綜合對策方案。政府還推出了“緊急保育對策等5年事業”,以提高0至2歲低齡幼兒的保育院接收能力為中心,幫助女性減輕育兒負擔,改善回歸職場條件。
從2003年的小泉內閣開始,日本內閣里增設少子化擔當大臣,專門負責協調推進有關少子化政策的落實。
30年間,圍繞少子化,日本先后推出相關法律10多部。包括《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》、《下一代育成支援對策推進法》、《兒童·育兒支援法》系列法律等,從法律層面明確了兒童及育兒家庭可以享有的社會福利、社會保障及所得稅優惠等。
在國民反應最為強烈的生育經濟負擔方面,政府從生產和育兒兩個環節,為生育孩子的家庭提供經濟援助,包括分娩補貼、產休補貼和育兒補貼。此外,日本對兒童實行各種免費政策,以減輕家長育兒負擔。
2006年至2015年,日本總和生育率總體緩慢回升,但其后再度轉入下降通道。有專家認為,在政府各種政策援助下,此前受到抑制的生育欲得以釋放,但存量釋放完后生育率再度下降。厚生勞動省6月4日公布的人口動態統計結果顯示,2020年日本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由2019年的1.36降至1.34。
對此,有專家指出,日本政府錯過了阻止人口下滑的最佳時機。也有專家說,日本政府采取的各種措施,雖然未能成功遏制少子化,但如果沒有這些對策,出生率的下降或更加急劇。部分經濟學家指出,在少子化初期如果采取合適的措施,還比較容易阻止,一旦形成了對結婚和生育缺乏熱情的社會結構,這種固化的觀念就很難改變。